[2] 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第264页。
这倒不是因为它缺乏超越性，而是因为它有现实层面的缺陷。虽然没有树立客观理性，因而没有走上民主、法治之路。
事实是，中国文化重视整体的人、完整的人，因此并没有将知、情、意等等分离开来，更没有将它们对立起来。平实而论，自孔子以来的中国文化根本缺乏这方面的理论资源，所谓德治、仁政是过于理想化的，不仅缺乏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，而且容易被专制统治者所利用。它可以分为内在性与外在性两方面，前者指人的自我实现、自我完成的内在潜力及其价值取向，后者指人的社会角色及其活动等（这只是大致近似的区分），二者互为条件、互相作用。但是在现实层面，人如何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，如何实现人的自由，这方面中国文化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经验和资源。但是从人的角度看，中国文化则是所谓圣人文化，每个人都是家族中的一员，但是又有个体人格，有个人的价值追求，这就是以成圣成贤为最终目的。
只有德性而无智性，显然不行，即不能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悲剧。就前者而言，缺点是明显的。
由于他们对理性已经有一个传统的先入之见，因此很多人声明自己是非理性主义者。凡是封闭的时代，文化受到严重阻碍。为此，我们需要同传统文化进行对话，同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，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古人的现代人。自然情感多与欲望相联系，中国思想家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情欲，但更强调道德情感、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，并与道德理性、审美理性与宗教理性相联系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可以说是实践理性的，但不是康德式的实践理性，因为在康德那里，实践理性仍然是纯粹理性的。人虽不是理性的异化，却变成社会伦理、政治的异化。
事实上，他们对情感、意志等看法，确实是非理性的，他们所说的情感，多是恐惧、颤栗、发抖、痛苦、焦虑等等，连康德的敬畏也不讲了。所谓重建，就是消解之后重新进行整合。它有终极性追求，又要在现实人生中实现，既缺乏清教式的禁欲，又缺乏世俗化的动力与工具理性的支持，形成一种单向度的发展。这不只是所谓积淀的问题，还有主体自觉的选择问题。
大自然既然创造了人，是否就意味着只能发展智性而不能发展德性，或者说现在已进入智性时代而德性时代已经过去？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，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，必须作出回答。[3] 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第180页。据我所知，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，并没有提出什么三纲，这是后来的事情，而且是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，当然有其历史背景。正如我们不能离开现时代一样，我们也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生存空间，就是说，除了时间维度，还有空间维度。
当然，要解决人的问题，首先要解决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，但是，要解决现代化问题，首先是人的现代化，这就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必要的消解。情感问题被提出来了，意志问题被提出来了，还有人性中最底层的东西也被提出来了（比如无意识、潜意识之类）。
这一点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等显然不会产生直接效应，但它最终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，其作用是无法估计的。但是，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，即内圣外王之学常常被理解为内圣只是手段，外王才是目的。
[16]《象山全集·语录》。事实一再证明，凡是开放的时代，文化都有大的发展。中国文化能为现代人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吗？这个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争论。牟宗三先生同康德比较，突出实践理性，有人认为讲对了，有人认为有问题。无论是启蒙运动，还是后现代主义，都借鉴了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。但是只有智性而无德性，也算不上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人。
事实是，中国文化重视整体的人、完整的人，因此并没有将知、情、意等等分离开来，更没有将它们对立起来。这决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想象，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无不如此。
这种以实现内在德性为特征的文化，仅仅用家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显然是不能说明的。就目前的情形看，人们普遍关心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的问题，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，但还只是外在的、工具性的，如果仅止于此，甚至从实用的功利主义目的出发，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引出有利或无利、有用或无用的简单结论，进行一些浅层的比附，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具有很大危险性，它不仅缺乏价值理论的指导与支持，而且很可能将中国文化的生命再一次割断。
又因为中国文化所说的圣人，是人而不是神，圣人与我同类者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所以它是人文主义的。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，理性的权威大显身手，接着而来的是科学技术、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，甚至主宰了一切，结果是出现了人的异化。
但就人的存在而言，现时代不可能是凝固的、停滞的，它同时兼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维，因此，现代性在其展开中，不仅预示着未来，而且包含着过去。中国的道德意志固然是理性的，但又是在现实的感性活动中实现的，也是在感性活动中存在的。只有消解，才能重建，而这一切，都需要开放意识。古人所谓陶冶性情，是有理性原则的。
它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，主张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，对于克服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有积极作用。它有利于克服理性至上主义所造成的异化，也有利于克服非理性主义所造成的无序，对于说明整体的人、具体的人、完整的人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比如说，什么是人文精神？中国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什么？它与西方人文主义有何联系与区别？它与宗教又是什么关系？是否一提人文精神，就一定要用西方人文主义的尺度作衡量标准？如何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恐怕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，甚至有很大分歧，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，至少还有讨论的余地。五、消解与重建 就人的内在性而言，中国文化虽然有丰富资源，但也有其严重不足。
现在我们又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如果说这也是一次复归，那么，它将是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。如果丢弃了内在方面，只限于外在化甚至工具化的方面，那么，更深层的问题就被忽视了，人本身的问题就被忽视了，甚至变成一般的物，同一般的对象没有区别，一句话，人的存在、价值和尊严被遗忘了。
这种超越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的人文精神，对于现代人而言，自有其解释价值。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的一次复归，其结果是人的价值的发现，上帝的权威动摇了，换上了人的理性的权威。这已是事实所证明了的。前者是内在心灵的问题，后者是外在交往的问题。
既是选择，就有某种自由。这既不是科学的问题，也不是民主的问题，而是人自身的修养问题。
但是，中国文化却要从内圣开出外王，解决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，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严重缺陷，至少具有泛道德主义的嫌疑。现在我们应当如何讲呢？以人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呢？这一点对现代有何意义呢？ 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，已经产生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，创造了巨大的科技成果与物质财富，但人却变成了理性及其创造物的对立面，出现了异化。
这是时代课题，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。王阳明说，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[5]，良知就是圣人，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。
